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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梁羽生小说艺术谈(节选)

武侠小说在华人的世界里争相传阅,梁羽生的名字也随着武侠小说的流传而广为人知,梁羽生的名字是和武侠小说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梁羽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要阐释这一问题,还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让我们从梁羽生的身世谈起。

  1.梁羽生的生平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 年出生(实际是1924年),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很有一些产业,算得上是一个富户。他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游览的好地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梁羽生熟读古文,好弄词章,经常填词作赋,一抒情怀。

  1943 年,广州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梁羽生便拜史学家简又文教授为师,学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进广州岭南大学读书,学的专业是国际经济。毕业后,由于酷爱中国古典诗词和文史,便在香港《大公报》(一说是《新晚报》)做副刊编辑。1949 年以后定居香港,现侨居澳大利亚悉尼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梁羽生博闻广识,多才多艺,曾用“梁慧如”、“冯瑜宁”等笔名写过许多散文、文艺评论和文史随笔,还曾用“陈鲁”的笔名写中国象棋的评论文章。他的棋评写得相当精采,公认为一绝,读来比亲临现场观棋还有兴味。

  梁羽生从小爱读武侠小说,其入迷程度往往废寝忘食。走入社会后,他仍然爱读武侠小说,与人评说武侠小说的优劣,更是滔滔不绝,眉飞色舞。深厚的文学功底,丰富的文史知识,加上对武侠小说的喜爱和大量阅读,为他以后创作新派武侠小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众多的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最欣赏白羽(宫竹心)的文字功力,据说“梁羽生”的名字就是由“梁慧如”、“白羽”变化而来的。

  1954 年,香港武术界太极派和白鹤派发生争执,先是在报纸上互相攻击,后来相约在澳门新花园擂台比武,以决雌雄。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和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为了门派的利益,在擂台上拳脚相争。这场比武经港澳报刊的大肆渲染而轰动香港。陈文统的朋友《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触动灵机,为了满足读者兴趣,在比武第二天就在报上预告将刊登精采的武侠小说以飨读者。第三天,《新晚报》果然推出了署名“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随着《龙虎斗京华》的问世,梁羽生——梁大侠初露头角,轰动文坛的“新派武侠小说”已有雏型。

  在众多的香港武侠小说作家中,梁羽生和金庸无疑是两颗最耀眼的明星。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而金庸则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创作者,人们往往将梁羽生和金庸相互比较。为此,梁羽生用“佟硕之”

  的笔名写了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发表在1966 年香港的《海光文艺》上),详尽分析二人异同。其中有这样两句话:“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所论颇为中肯。

  从1954 年到1984 年,梁羽生在武侠文坛上辛勤笔耕了三十个春秋, 共创作了三十五种武侠小说,总字数达一千余万言。1984 年,梁羽生宣布“封刀”,从而结束了“江湖生涯”,金盆洗手,改弦更张,准备撰写正统历史小说。

  2.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

  很多人说,“新派武侠小说”的产生,提高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品位。

  虽然如此,在文艺理论界仍然有许多人认定武侠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针对这一问题,梁羽生在许多场合发表过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梁羽生的观点十分精辟、深刻,批评了文艺理论界对武侠小说的偏见,也指出了武侠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可谓我国小说理论界中的一家之言,很值得我们参考。了解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理论,对我们阅读理解和评论武侠小说创作是十分有益的。

  首先,梁羽生对武侠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及其价值给予明确肯定。他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文学形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所谓高级与低级,只取决于作者本人的见识、才力和艺术手腕。”他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他认为中国的武侠小说源远流长,新派武侠小说更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内容、新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艺术技巧;无视武侠小说的存在,硬将它排斥在文学殿堂之外,这是很不公平的。对于某些诋毁和否定武侠小说的观点,梁羽生不无激愤地说:“这只能表示那个人在容纳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广。他其实也不了解什么叫做武侠小说;或者他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是荒诞离奇的,这才造成误解。其实武侠小说有好有坏,文艺小说亦是。即使是反映现实的写实小说亦有好有坏,如果作者功力不够、观察力不敏锐的话,他尽管写的是写实小说,还是不能反映现实的。”他指出,作为一种小说流派,武侠小说无疑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奇异的鲜花,“应当允许武侠小说存在”。

  关于如何把握武侠小说的主题,以及如何在武侠小说中反映时代精神和创造典型人物,梁羽生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武侠小说必须有武有侠,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通过武力的手段去达到侠义的目的;所以,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不懂武功,却不可以没有侠气。“侠”是正义的行为,做对大多数人有利的事就是所谓仗义行侠。他又说:“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同时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的腐败和暴虐,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和典型性。”(参见冯立三《与香港作家一夕谈》)

  怎样才能写好武侠小说?梁羽生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写好武侠小说并不容易,作者只有具备相当的历史、地理、民俗、宗教等等知识,并有相当的艺术手段、古文底子,而且还要懂得中国武术中的三招两式,才能期望成功。”梁羽生认为,要写好武侠小说,撰写者的创作态度应当端正。他在1977 年应新加坡写作人协会的邀情作演讲时,介绍了自己创作武侠小说所作的努力:一是努力反映某一时代的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塑造人物的性格;三是力求加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梁羽生虽然喜爱武侠小说,竭尽心智地创作武侠小说,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他对武侠小说的态度仍是明智的、公允的。他曾对大陆一度兴起的盲目的泛滥的“武侠热”泼过冷水。1985 年,他借《文艺报》一隅表示自己的忧虑:“有的部门作了统计,至少有五十多家小报发表我和他人的武侠小说。不少地方的一些报纸转载我的武侠小说,有的加以改写,都未经作者同意。据说有的把两个回目合并成一个回目,甚至有的不是我写的武侠小说,却标上我的名字,以蒙骗读者。我认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当在文学园地占主要地位;但最近有些小报,从第一版到最后一版全部刊载我或其他作者的武侠小说,这样的路不是越走越窄了吗?”这表明了梁羽生的真知灼见。
武功描写在武侠小说中至关重要,它既是武侠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武侠小说成功与否的一大关键,同时又是武侠小说的“热闹好看”的地方;离开了武功技击描写,武侠小说也就失去特有的光泽,也就不成为武侠小说了。

  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可以归纳为两大派:幻奇派武功和务实派武功。

  幻奇派武功是指小说中的神奇莫测的“剑术”以及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隐迹遁形之类的法术、神通。它追求的是神奇变幻。此派武功与神法、怪术合为一体,达到鬼神难测之幻境。务实派武功则是力、勇和打斗技巧的结合。它着重写出人物的武功招式和神勇气慨。在具体描写中,作者重招式,求技巧,立名称,显力气,契合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和中华武术的真谛。

  幻奇派武功和务实派武功基本上是沿着各自的路数发展的,虽偶有交叉现象,但总体区别十分明显。由此,两类武功也就形成了各自的“内功心法”、“招式套路”及“练功法门”,表现出风格迥异的美学特征。

  幻奇派武功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片奇异的景色,浓烈的宗教意识和深刻的哲理思维混杂合一,人体自身与自然界和谐振荡,想象奇特,包蕴广博,给人的是一种极绚烂浓厚的华丽繁富之美,使人心惊神摇。务实派武功体现出的是一种求实精神,打斗逼真,招式分明,且注重武术流派、拳种发展及其风格的叙述,如出水芙蓉,妙造自然,表现出的是一种平淡素雅的美,使读者领悟自然刚劲的风格,体味其纯朴清真的妙境。

  武功发展到了当代,新派武功(或称综合派武功)奇峰突起,傲视武坛。新派武功既不是神奇莫测的幻奇派武功,也不是真招实式的务实派武功,而是师承二者而又经过改造创新的自成家数的武功门派。当我们对新派武功进行认真考察以后,似可得出如下结论:就新派武功的实质而言,它是一种纯粹的“道具”,既是小说家招揽读者的十分有效的手段,又是当代国人的心理状态与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沟通的一座桥梁。

  梁羽生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当然练的是新派武功。非但如此,由于他“武学”广博(通览过各类武侠小说,还研究过人体经络),他的“功力”还相当深厚,几乎可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另一方面,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述也有其弊,如打斗场面的过于频繁,打斗招式的雷同、单调和缺少变化,打斗气氛的沉闷等。这些都是“梁派武功”的薄弱环节,是其易于为人所乘的“空门”,这便决定了“梁派武功”虽为正宗,虽然极具威力(能广泛而有效地吸引读者),却终究不够完善,没有达到登峰造极之境界。

  纵观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大致可表现为四个方面:1.注重表演;2.重视道德;3.蕴含哲理;4.雷同单调。

  下面我们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谈。

  1.注重表演

  注重武功打斗场面的表演化,追求武功打斗的“舞台效果”,这是新派武功的十分重要的特征。

  新派武功的这一特征的产生,直接受惠于中华武术文化。

  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追求武术的克敌、养生的同时,也努力追求其艺术表演的一面,即要求武术中的每一招一式都能势正神圆,看着漂亮,用着厉害。中华武术的这一特色,为小说家描写武功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使小说家笔下生花,自创奇招,看得读者惊心动魄,如醉如痴。

  新派武功的追求表演化的特征的形成,在文学发展中亦有渊源可寻。

  文学中描写“武舞”,在汉代就已出现。《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设鸿门宴招待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剑器表演中含有杀机。唐代诗圣杜甫观看公孙大娘的剑器表演,写下了千古绝唱《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对剑舞进行了具体形象而又生动的描述: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出手不凡的起势,轻捷飘逸的身法,刚柔相济的剑势,惊心动魄的效果,表现出一种雄阔而优美的意境。

  短篇文言小说中也有具备表演性质的武功描写。《酉阳杂俎》中有一篇《兰陵老人》,写一位隐居的老人手执“长剑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拟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炊火。……掷剑于地,如北斗状”,可以说是一种融汇了杂技艺术的剑术表演,且在表演中宝剑时时接近目标,剃落对方的胡须,而对方竟然没有察觉,可见这种剑术表演还带有攻击性质。

  到了白话小说中,这种在打斗中追求表演观赏效果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宋太祖千里送京娘》里赵匡胤与周进、张广的两段打斗,《水浒传》中武松醉打蒋门神,写得不但惊险、逼真,而且招式分明,活泼灵动,很有观赏价值。《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在能仁寺中大战虎面行者,《三侠五义》中锦毛鼠白玉堂和北侠欧阳春比武逞技,都于刀光剑影中表现出相当的表演成分,打斗中双方的形体动作和神情意态,一一跃然纸上,令人赏心悦目。

  现代武侠小说中的武功描写的表演成分更加浓厚。以白羽为例。白羽在现代武侠小说家中极享盛名,对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创作也很有影响,他的武侠小说中武打场面紧张、热闹、惊险、精采,尤其是打斗双方的身形动作,举手投足,无不历历如画,生动逼真,令人目不暇接。试看《武林争雄记》中俞剑平的一段飞镖表演

  

  

  
    
  
  

梁的作品早期还不错,晚期就太雷同了,有点粗糙
TVB剧集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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