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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在我国古代的兵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百刃之君”，剑的意义远远超出一般兵器，它甚至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剑不仅是文臣武将们随身佩带的防身兵器，更是王侯将相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如《正义》上便写到“春秋官吏各得带剑”；《晋书·舆服制》上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说文》上也记有“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不但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带剑有明确规定，而且士大夫们所配之剑在长度和重量上，都因佩带者的爵位高低而有明确的规定：“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考工记》）剑不仅在长度和重量上有等级之分，而且在制造、加工和装饰等方面的选材用料、工艺精细程度上差距也非常明显，很多出土的剑通身上下精雕细琢、镶金嵌玉，本是杀人凶器，却成为绮丽华美、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这都是为了炫耀使用者的显赫身份。 剑作为兵器的历史并没有刀和矛那么久远，没有经过石器时代，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根据学者们的推测，是由矛头直接演变而来的。据推测，青铜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距今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柄剑是西周青铜短剑。这把剑非常短，形状像一条细长的柳叶，两刃上端平直，下端稍宽，呈外向的弧线，装柄部分略瘦，上有两个纵列的孔，用来固定木柄。类似这种柳叶形青铜剑，在北京琉璃河、陕西宝鸡等地都出土过。由于这种剑的有效使用部分——锋刃的长度还不到20厘米，和匕首差不多，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时候的剑还不是战争中所使用的兵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自卫的。 从春秋到战国是诸侯争霸、战事连年不断的岁月。随着战争区域的变更，古老的作战形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南方是吴国和越国崛起，争相称霸，北部诸侯也企图吞并江南，夺得霸主地位。于是，战火自我国北部平原蔓延到江南水乡。这里河渠密布，水网纵横。曾在北方平原驰骋扬威的战车，顿时显得笨拙庞大，无法施展身手。于是，步战、水战逐步取代了车战，占据了沙场的中心位置。短兵相接的战斗日渐频繁，剑作为近身作战的得利兵器，越来越受器重。剑的形制也有了新的变化，由柳叶形变为脊柱形剑。这种剑剑茎呈圆柱形，并一直向前延伸，到剑身部分形成剑脊，茎与脊之间没有明显分界线，浑然一体。由于增加了脊柱，大大延长了剑身，剑的平均长度已增至50厘米左右，从而大大提高了剑的杀伤威力。这时的剑已成为军队近战格斗的一种常规武器。 说起造剑，就不能不推崇吴、越两国。在这堪称为“宝剑之乡”的江南故国里，围绕着“剑”曾流传着许多美妙的神话故事。吴、越两国长期战争，几经沉浮，总是把铸剑作为重要的兵工产业，因此，许多能工巧匠云集在吴越之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技艺。所以吴越的铸剑技术远远超过了中原列国。那时候著名的铸剑大师有：欧冶子、干将、莫邪、风胡子等，他们铸的名剑留传于世，被后人视为无价的瑰宝。如欧冶子竭尽精力为越王勾践铸造的五把名剑，分别取名叫：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些剑削铁如泥，堪为稀世珍品。 战国前期青铜剑仍是各国军队中必备的兵器之一，只是这时的青铜剑已发展为含锡的复合铜剑。这种剑在脊部含有一定比例的锡，呈红色，质地非常坚韧，经得起砍砸而不易折断。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是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有了钢铁的身躯，剑变得更加坚硬柔韧，长度也大大增加。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剑看来，其平均长度已接近一米，有的甚至超过了一米，如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发现的一柄西汉初的长剑，长度竟达到1.52米，堪称长剑之冠，而解放初衡阳出土的14柄楚剑，其中最长的一柄也达到1.4米，是过去一般铜剑的三倍长。战国时的钢铁剑的使用并不普遍，军队中仍大量使用青铜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朝末年。秦始皇陵发掘出的大量兵器几乎都是青铜制品。钢铁剑与青铜剑相比，剑身加长，弧曲的刃部伸成平直，并且更加锋利。当时楚国的钢剑是最有名的，由于冶铁炼钢的技艺高强，铸出的钢剑锋利无比，楚军中最先装备了这样先进的剑，致使他国不敢轻易进犯。 汉代是冷兵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表现在一方面是钢铁兵器取代了青铜兵器，另一方面是主要兵器的种类发生了新旧更替。首先是由于钢剑的质量明显优于青铜剑，优胜劣汰，自然就淘汰了青铜兵器，钢剑成为军队中普遍装备的兵器。曾经在河北满城出土了汉武帝时中山靖王刘胜的钢剑。这柄剑是用一块炼铁反复在木炭中加热渗碳，折叠锻打而成，刃部经淬火而坚硬锋快，脊部仍保持韧性，这样的剑刚柔相济，坚固锋利，是非常理想的兵器。三国时，蜀主刘备很重视造剑，曾令工匠 “采金牛山玄铁”铸成八口宝剑，自己留用一口，其余分赠给身边重臣。曹操有宝剑两口，一名“倚天”，一名“青虹”。倚天剑自佩之，青虹剑令夏侯恩佩之。两剑都削铁如泥，犀利无比。《三国演义》中写到蜀国大将赵云大战长板坡，夺得青虹剑，远者枪挑，近者剑劈，七进七出，血染白袍，勇不可当。曹操的儿子曹丕也酯爱宝剑，他曾请名师锻造了三把“百辟宝剑”，分别称“飞星”、“流采”、“华诞”。剑首“饰以文工，表以通犀”，剑身用清漳河水淬火，淬后复炼，炼后复淬，或冷却后重炼，汰尽杂质，如此反复百次，使剑钢质纯正，剑刃锐利柔韧，所以称“百辟”。 中国古代剑的黄金时代，是在西汉中期前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西汉后期，特别是魏晋以后，剑突然迅速地少了下去，虽然作为传统兵器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其普及程度远不如后来居上的环首刀。探寻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铁器特别是铁制铠甲的大量使用，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剑的优点在于击刺，皮甲虽有一定的硬度，但毕竟是以纤维组织的皮革制成，在尖利物的猛力刺击下就会洞穿，因此剑对于皮甲正好是发挥了长处。而铁坚硬且有韧性，铁甲在防御击刺的能力方面远胜于皮甲，剑如遇铁甲，其弱点就暴露无疑了，所以人们很快地弃剑而改为用刀，刀可以奋力砍劈，铁甲有时在猛烈砸击下，也会碎裂。文物发掘的统计证实，东汉以后的历朝墓葬中，基本没有发现剑的实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青铜剑氧化后常常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层，对剑体反而有保护的功用，虽经千年的埋藏，仍大致完好，而铁器除了极少数经过表面处理的，往往锈蚀殆尽，使得我们在考证出土的文物时相当困难，我们要了解东汉以后剑的面貌，只能从古籍插图、雕刻和绘画作品中得到一些。在魏晋至唐代的各类绘画（如庙宇壁画、墓室彩绘等）和雕刻作品中，有关剑的比较清晰的图像一直难以发现，少数类似剑的形象由于描绘不完全，既可解释为剑，亦可解释为刀或鞭、锏等其它短兵器，因此不能作为剑的实证材料。1950年江苏江宁发掘的拄剑武士像，提供了五代时期剑的形象，这一形象与同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剑外表基本吻合。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的剑，剑身已呈直尺状，上下宽窄一致，剑身中间仍是突起的剑脊，身与茎之间有较宽大的剑格，这是后期剑的主要特征。比较全面、准确地描绘出后期剑的形象的是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一书的附图，这部古籍插图绘制和雕版都很精致，应该相信在很大程度上画出了北宋初期剑的真实面貌，画中的剑剑身与五代时期相比较显得短而厚重、剑锋方而钝，剑脊处有的开有血槽，剑格上铸有花纹，某些部位还镶嵌宝石，剑首扁平成卷云纹，中间有穿孔，能够系挂丝绦、绸带等装饰物品。元明时期的剑基本上保持了五代以来的形制，敦煌第三窟元代壁画与大同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上的一些剑，外形上都大同小异。从上面这些雕刻、绘画中的剑的形象可以归纳出后期剑的发展趋势，是向直身、细长、轻巧的方向发展，虽然宋代的剑是个例外，显得短而重，但在其它方面还是一致的，这一发展趋势与西汉后期的铁剑保持了连续性。清代的剑的传世实物就比较多了，其中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王御用剑最为珍贵，代表了清代剑的最高等级，如乾隆御用的“剸犀剑”，剑身用宿铁锻造，剑格剑首用黄金制成，上面镶嵌了红宝石和珍珠，剑柄木质，上面缠有黄丝带，在剑刃近格处，还用金、银、铜丝镶出龙、凤、云、水等图案和剑的名称。剑鞘以木质为底，外蒙鲨鱼皮、金桃皮加以包装，剑镖和附耳都是金制，装饰华贵无比，制造也十分精良，虽至今历时近200年，一经拔出剑锋仍锐利森森，寒气袭人。从外型上看，这把剑与宝宁寺水陆画、敦煌壁画上的那些剑几乎是一致的，由此也证实了五代以来艺术作品中所提供的剑的形象基本是准确的。 剑从两宋开始已只有将帅才能佩带，士兵中一般不再装备。元代以后更是逐渐成为皇室显贵的玩物，因此它在装饰上总是极尽奢侈。清代时连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提到剑习惯上都要加一宝字，这一时期的剑已失去了兵器的性质，往往只有在阅兵庆典等重要的场合，才当作仪仗、权威的物品而使用一下，平时则用来习武练身、装饰摆设。当然，在某些特殊场合它仍然是防范非常的武器。 谈到剑，就不能不谈剑术，我国的剑术历史也是十分悠久了，在春秋后期就已出现，史籍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剑术家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曾请了一个埋名隐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传授剑术。这个越女不仅剑术精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她说，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狠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金庸的《越女剑》就讲的是越女传剑这个故事。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方，等到对手开始动作，自己再动。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急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见《庄子·说剑》）。 为了对付匈奴的骑兵，汉朝也发展起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骑兵交战中以砍斫为主，很少有刺的动作。于是，环柄刀便代替了剑，使得剑在战场上的使用价值大大下降。到了东汉末年，环柄刀几乎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中主要的短兵器。剑作为沙场交战使用的兵器退出了战争舞台。然而剑在战场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击剑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却一点儿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许多文人墨客与剑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祖上在赵地就是以传授剑术而驰名；东方朔十五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击剑。汉武帝时，渤海郡博学多文的儒士隽不疑，应邀去见一个大官，看门人要他解下佩剑，隽不疑十分坚决地回答道，剑是君子用以自卫的武备，不能解（《汉书·隽不疑传》）。陈寿写到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三国志·吴书·物主传》）。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专门讲击剑方法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恒帝和汉灵帝年间（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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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1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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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18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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