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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在我国古代的兵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百刃之君”,剑的意义远远超出一般兵器,它甚至成为了华夏文明的一种象征,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剑不仅是文臣武将们随身佩带的防身兵器,更是王侯将相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如《正义》上便写到“春秋官吏各得带剑”;《晋书·舆服制》上载“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说文》上也记有“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则带剑,无事不得带剑”。不但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带剑有明确规定,而且士大夫们所配之剑在长度和重量上,都因佩带者的爵位高低而有明确的规定:“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重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考工记》)剑不仅在长度和重量上有等级之分,而且在制造、加工和装饰等方面的选材用料、工艺精细程度上差距也非常明显,很多出土的剑通身上下精雕细琢、镶金嵌玉,本是杀人凶器,却成为绮丽华美、价值连城的艺术珍宝,这都是为了炫耀使用者的显赫身份。 剑作为兵器的历史并没有刀和矛那么久远,没有经过石器时代,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根据学者们的推测,是由矛头直接演变而来的。据推测,青铜剑大约创制于殷末周初之际,距今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第一柄剑是西周青铜短剑。这把剑非常短,形状像一条细长的柳叶,两刃上端平直,下端稍宽,呈外向的弧线,装柄部分略瘦,上有两个纵列的孔,用来固定木柄。类似这种柳叶形青铜剑,在北京琉璃河、陕西宝鸡等地都出土过。由于这种剑的有效使用部分——锋刃的长度还不到20厘米,和匕首差不多,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这时候的剑还不是战争中所使用的兵器,而主要是用于防身自卫的。 从春秋到战国是诸侯争霸、战事连年不断的岁月。随着战争区域的变更,古老的作战形式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南方是吴国和越国崛起,争相称霸,北部诸侯也企图吞并江南,夺得霸主地位。于是,战火自我国北部平原蔓延到江南水乡。这里河渠密布,水网纵横。曾在北方平原驰骋扬威的战车,顿时显得笨拙庞大,无法施展身手。于是,步战、水战逐步取代了车战,占据了沙场的中心位置。短兵相接的战斗日渐频繁,剑作为近身作战的得利兵器,越来越受器重。剑的形制也有了新的变化,由柳叶形变为脊柱形剑。这种剑剑茎呈圆柱形,并一直向前延伸,到剑身部分形成剑脊,茎与脊之间没有明显分界线,浑然一体。由于增加了脊柱,大大延长了剑身,剑的平均长度已增至50厘米左右,从而大大提高了剑的杀伤威力。这时的剑已成为军队近战格斗的一种常规武器。 说起造剑,就不能不推崇吴、越两国。在这堪称为“宝剑之乡”的江南故国里,围绕着“剑”曾流传着许多美妙的神话故事。吴、越两国长期战争,几经沉浮,总是把铸剑作为重要的兵工产业,因此,许多能工巧匠云集在吴越之地,发挥了他们的才智和技艺。所以吴越的铸剑技术远远超过了中原列国。那时候著名的铸剑大师有:欧冶子、干将、莫邪、风胡子等,他们铸的名剑留传于世,被后人视为无价的瑰宝。如欧冶子竭尽精力为越王勾践铸造的五把名剑,分别取名叫: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这些剑削铁如泥,堪为稀世珍品。 战国前期青铜剑仍是各国军队中必备的兵器之一,只是这时的青铜剑已发展为含锡的复合铜剑。这种剑在脊部含有一定比例的锡,呈红色,质地非常坚韧,经得起砍砸而不易折断。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是兵器史上的一大转折。有了钢铁的身躯,剑变得更加坚硬柔韧,长度也大大增加。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剑看来,其平均长度已接近一米,有的甚至超过了一米,如广州南越王赵昧墓发现的一柄西汉初的长剑,长度竟达到1.52米,堪称长剑之冠,而解放初衡阳出土的14柄楚剑,其中最长的一柄也达到1.4米,是过去一般铜剑的三倍长。战国时的钢铁剑的使用并不普遍,军队中仍大量使用青铜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秦朝末年。秦始皇陵发掘出的大量兵器几乎都是青铜制品。钢铁剑与青铜剑相比,剑身加长,弧曲的刃部伸成平直,并且更加锋利。当时楚国的钢剑是最有名的,由于冶铁炼钢的技艺高强,铸出的钢剑锋利无比,楚军中最先装备了这样先进的剑,致使他国不敢轻易进犯。 汉代是冷兵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表现在一方面是钢铁兵器取代了青铜兵器,另一方面是主要兵器的种类发生了新旧更替。首先是由于钢剑的质量明显优于青铜剑,优胜劣汰,自然就淘汰了青铜兵器,钢剑成为军队中普遍装备的兵器。曾经在河北满城出土了汉武帝时中山靖王刘胜的钢剑。这柄剑是用一块炼铁反复在木炭中加热渗碳,折叠锻打而成,刃部经淬火而坚硬锋快,脊部仍保持韧性,这样的剑刚柔相济,坚固锋利,是非常理想的兵器。三国时,蜀主刘备很重视造剑,曾令工匠 “采金牛山玄铁”铸成八口宝剑,自己留用一口,其余分赠给身边重臣。曹操有宝剑两口,一名“倚天”,一名“青虹”。倚天剑自佩之,青虹剑令夏侯恩佩之。两剑都削铁如泥,犀利无比。《三国演义》中写到蜀国大将赵云大战长板坡,夺得青虹剑,远者枪挑,近者剑劈,七进七出,血染白袍,勇不可当。曹操的儿子曹丕也酯爱宝剑,他曾请名师锻造了三把“百辟宝剑”,分别称“飞星”、“流采”、“华诞”。剑首“饰以文工,表以通犀”,剑身用清漳河水淬火,淬后复炼,炼后复淬,或冷却后重炼,汰尽杂质,如此反复百次,使剑钢质纯正,剑刃锐利柔韧,所以称“百辟”。 中国古代剑的黄金时代,是在西汉中期前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西汉后期,特别是魏晋以后,剑突然迅速地少了下去,虽然作为传统兵器一直流传至今,但是其普及程度远不如后来居上的环首刀。探寻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铁器特别是铁制铠甲的大量使用,应当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剑的优点在于击刺,皮甲虽有一定的硬度,但毕竟是以纤维组织的皮革制成,在尖利物的猛力刺击下就会洞穿,因此剑对于皮甲正好是发挥了长处。而铁坚硬且有韧性,铁甲在防御击刺的能力方面远胜于皮甲,剑如遇铁甲,其弱点就暴露无疑了,所以人们很快地弃剑而改为用刀,刀可以奋力砍劈,铁甲有时在猛烈砸击下,也会碎裂。文物发掘的统计证实,东汉以后的历朝墓葬中,基本没有发现剑的实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青铜剑氧化后常常在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氧化层,对剑体反而有保护的功用,虽经千年的埋藏,仍大致完好,而铁器除了极少数经过表面处理的,往往锈蚀殆尽,使得我们在考证出土的文物时相当困难,我们要了解东汉以后剑的面貌,只能从古籍插图、雕刻和绘画作品中得到一些。在魏晋至唐代的各类绘画(如庙宇壁画、墓室彩绘等)和雕刻作品中,有关剑的比较清晰的图像一直难以发现,少数类似剑的形象由于描绘不完全,既可解释为剑,亦可解释为刀或鞭、锏等其它短兵器,因此不能作为剑的实证材料。1950年江苏江宁发掘的拄剑武士像,提供了五代时期剑的形象,这一形象与同时期敦煌壁画中出现的剑外表基本吻合。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的剑,剑身已呈直尺状,上下宽窄一致,剑身中间仍是突起的剑脊,身与茎之间有较宽大的剑格,这是后期剑的主要特征。比较全面、准确地描绘出后期剑的形象的是北宋官修的《武经总要》一书的附图,这部古籍插图绘制和雕版都很精致,应该相信在很大程度上画出了北宋初期剑的真实面貌,画中的剑剑身与五代时期相比较显得短而厚重、剑锋方而钝,剑脊处有的开有血槽,剑格上铸有花纹,某些部位还镶嵌宝石,剑首扁平成卷云纹,中间有穿孔,能够系挂丝绦、绸带等装饰物品。元明时期的剑基本上保持了五代以来的形制,敦煌第三窟元代壁画与大同宝宁寺明代水陆画上的一些剑,外形上都大同小异。从上面这些雕刻、绘画中的剑的形象可以归纳出后期剑的发展趋势,是向直身、细长、轻巧的方向发展,虽然宋代的剑是个例外,显得短而重,但在其它方面还是一致的,这一发展趋势与西汉后期的铁剑保持了连续性。清代的剑的传世实物就比较多了,其中属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帝王御用剑最为珍贵,代表了清代剑的最高等级,如乾隆御用的“剸犀剑”,剑身用宿铁锻造,剑格剑首用黄金制成,上面镶嵌了红宝石和珍珠,剑柄木质,上面缠有黄丝带,在剑刃近格处,还用金、银、铜丝镶出龙、凤、云、水等图案和剑的名称。剑鞘以木质为底,外蒙鲨鱼皮、金桃皮加以包装,剑镖和附耳都是金制,装饰华贵无比,制造也十分精良,虽至今历时近200年,一经拔出剑锋仍锐利森森,寒气袭人。从外型上看,这把剑与宝宁寺水陆画、敦煌壁画上的那些剑几乎是一致的,由此也证实了五代以来艺术作品中所提供的剑的形象基本是准确的。 剑从两宋开始已只有将帅才能佩带,士兵中一般不再装备。元代以后更是逐渐成为皇室显贵的玩物,因此它在装饰上总是极尽奢侈。清代时连名称也发生了变化,提到剑习惯上都要加一宝字,这一时期的剑已失去了兵器的性质,往往只有在阅兵庆典等重要的场合,才当作仪仗、权威的物品而使用一下,平时则用来习武练身、装饰摆设。当然,在某些特殊场合它仍然是防范非常的武器。 谈到剑,就不能不谈剑术,我国的剑术历史也是十分悠久了,在春秋后期就已出现,史籍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剑术家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曾请了一个埋名隐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传授剑术。这个越女不仅剑术精通,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她说,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狠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金庸的《越女剑》就讲的是越女传剑这个故事。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方,等到对手开始动作,自己再动。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急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见《庄子·说剑》)。 为了对付匈奴的骑兵,汉朝也发展起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骑兵交战中以砍斫为主,很少有刺的动作。于是,环柄刀便代替了剑,使得剑在战场上的使用价值大大下降。到了东汉末年,环柄刀几乎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中主要的短兵器。剑作为沙场交战使用的兵器退出了战争舞台。然而剑在战场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击剑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却一点儿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许多文人墨客与剑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祖上在赵地就是以传授剑术而驰名;东方朔十五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击剑。汉武帝时,渤海郡博学多文的儒士隽不疑,应邀去见一个大官,看门人要他解下佩剑,隽不疑十分坚决地回答道,剑是君子用以自卫的武备,不能解(《汉书·隽不疑传》)。陈寿写到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三国志·吴书·物主传》)。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专门讲击剑方法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恒帝和汉灵帝年间(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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